在抗日战争期间，"用土地换时间"这句话成了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话，也被军队当作抗击敌人的主要战术来执行。

这话听着简单，真干起来可不容易。

为了争取更多时间准备抗战，并尽可能削弱敌人力量，我们不得不放弃部分领土。

要是我们撤退得太快，既没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也没为后方争取到足够时间，那就只能死守阵地了。

当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时，死守阵地往往会带来惨重的损失。

抗战刚开始那会儿，也就是武汉会战还没打完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明显不如敌人，可他们还是拼死守住一座座城池，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撤退。这样的战斗在当时的各个战场上都有发生。

“用空间换时间”这一策略确实巧妙。但要让这个策略真正奏效，就得有一套与之相配合的具体方法。

武汉会战一打完，中国军队就摸索出了对付日本兵的有效策略，就是“先撤后打，在外围作战”。

在那段时期，中国军队为了争取战略优势，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和损失。

马当和湖口要塞迅速失守，这个战场既没能消灭多少敌人，也没能为九江防线争取到准备时间。结果，驻守九江的张发奎部队只能选择死守，别无他法。

1938年6月26日，日军攻陷了马当要塞。

占领马当要塞的日军波田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他们的先锋部队很快就向彭泽发起了进攻。

6月28日傍晚，日军106师团的前锋部队147联队抵达华中战场，在彭泽西侧登陆，随后在杨家山一带击退了77师462团的一个营。第二天，也就是6月29日，日本海军成功清理了马当要塞的航道，波田支队主力在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下，在彭泽搭建临时码头并登陆。驻守彭泽的167师一个营被击退，彭泽因此落入日军手中。

马当和彭泽相继沦陷，湖口的形势变得岌岌可危。

在战局最紧张的时候，黄维带着18军及时赶到，接手了49军和43军的指挥权，向106师团发动了反攻，并且一度取得了上风。

眼看情况不利，日军迅速调动兵力在湖口南边登陆，打退了驻守的77师后分成两支队伍，一支从侧面逼近18军主力11师，另一支则堵住了湖口守军的撤退路线。

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驻守湖口的部队不得不放弃防御工事撤离。

7月5号那天，湖口要塞失守了。

这样一来，九江的东侧防线已经失守，九江战役即将爆发。

马当和湖口这两处重要防御阵地的失守，16军军长李韫珩和167师师长薛蔚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韫珩为了满足自己当校长的愿望，在战斗即将打响的关键时刻，竟然把各部队的主官和副官都调去参加所谓的培训。结果日军发动进攻时，部队里连个指挥的人都没有。

接到马当要塞的警报后，他们却不当回事。等到危机来临，又藏着掖着不报告，结果事态彻底失控。

黄埔一期出身的167师师长薛蔚英，这次同样难辞其咎。

从彭泽到马当不过17公里路，按急行军的速度，每小时能走10公里，顶多两小时就能到。但他居然磨蹭了两天才到，简直把军机大事给耽误了。

这场战斗结束后，李韫珩被撤掉了军队里的职位。不过，由于他在军队里资历很深，有人出面帮他说好话，才让他保住了这个位置。

薛蔚英最终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位，罗卓英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同样不尽如人意。

他先是安排黄维带着18军去支援彭泽，接着又调派77师驻守湖口。

这原本是个绝妙的安排，能够确保18军的退路安全无虞。但接下来他又调派77师，只留一个营驻守湖口，其余兵力全部赶往彭泽支援。

罗卓英的决策是正确的，他选择了分批次推进的战术，这样做的原因是后面还有郭汝栋的第43军能够守住湖口。

然而，罗卓英忽略了两点关键因素：

43军听起来规模不小，实际上只有一个26师。这个师本来打仗挺厉害，但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现在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不出所料，26师刚到湖口，还没摸清当地防御部署，日军就杀到了。26师措手不及，只能仓促撤退。

罗卓英对日军的快速行动能力判断失误。

与罗卓英的渐进式推进不同，日军采取了快速突进的战术。他们凭借海军的力量，在江防线的后方频繁登陆，随后实施包围迂回。

当时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大多集中在最前线，缺乏纵深梯次防御。一旦后方补给线被敌军切断，前沿阵地上的士兵就会陷入混乱，失去作战能力。

在这场战役中，无论是马当、彭泽还是湖口的沦陷，都是因为日军切断了后路，导致前线士兵惊慌失措，最终全线崩溃。

这场战斗告诉我们，光有拖延时间的想法是不够的，还得有具体的打法配合，否则所谓的用退让换取时间就是个空话。

这套作战策略是在武汉战役结束后才提炼出来的，核心思想是"主动后撤，在外围寻找战机"。

根据武汉会战的战略安排，九江作为武汉的前沿阵地，而马当、彭泽和湖口则是九江的屏障。这样布局的用意在于，通过马当、彭泽、湖口和九江这一连串地点的纵深防御，为武汉会战争取更多准备时间，同时削弱日军的力量。

从6月23日到7月5日，原本预计能坚守半年的多个前沿据点，除了九江之外，其他的都在短短十几天内被攻破。

这样一来，九江作为前进基地的角色就发生了转变。

马当、彭泽、湖口这几个地方失守得太快了，日军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要是九江还像以前那样作为前线基地跟日军打，结局肯定和马当、彭泽、湖口没什么两样。

要打赢武汉会战，九江必须从进攻据点变成防御要塞。只有采取这种策略，才能通过放弃部分地盘来争取更多时间。

于是，武汉的指挥部经过一番讨论，给张发奎下达了指令：

为了阻止敌军在鄱阳湖西侧和长江南岸登陆，我方部队将沿着湖泊和江岸布防，直接阻击敌人的登陆行动。

一旦敌人上岸，我们要马上动手，尽快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第二点，无论战场形势怎么变，咱们都要守住外围，把拳头砸向长江或鄱阳湖一带的敌军，这样咱们的队伍才能灵活出击，掌握主动权。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第九战区在江南地区的作战计划，是打算在九江跟日军来一场正面硬扛的防守战。可是，他们在马当、彭泽、湖口接连吃了败仗，难道就没意识到这种沿着湖泊和江岸布防的策略存在很大漏洞吗？

从波田支队在这三片区域的多次登陆行动中可以看出，第九战区难道不担心日军在九江再次使用同样的战术吗？

九江本来不是计划中的主战场，所以当地的所有铁路和公路都已经被彻底毁坏，现在只剩下一条从九江到马回岭的狭窄小路还能走。

九江要是跟日军正面死磕，第九战区难道就没考虑过增援部队和补给物资能不能按时送到前线吗？

蒋介石和第九战区指挥官陈诚没理会这些情况。既然通过放弃地盘争取时间的策略在马当、彭泽、湖口这三个地方没奏效，那就得改变打法，九江必须成为死守的阵地。

蒋介石和陈诚难道真的不在乎前线官兵的生死，非要让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去硬扛装备精良的日军，打一场实力悬殊的防御战吗？事实并非如此。

九江战役开始前，第9战区经过对敌军和我军情况的全面分析，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

这两个结论是根据日军在江南地区投入的兵力规模得出的。

如果日本派出超过五个师团的部队，他们很可能会分成两支队伍。主力部队大概会从九江南边的星子出发，先拿下南昌，接着再往西攻打长沙。

就算拿不下长沙，也得想办法拿下岳阳，把粤汉铁路给断了。这样一来，就能对武汉形成一个大包围圈，达到他们的战略目标。

还有一支日军从九江和姑塘上岸，负责配合行动。具体来说，如果日军兵力少于三个师团，主力部队会从九江东南的姑塘登陆，另一支队伍则从九江上岸，接着向瑞昌推进。这样，他们就能与江北的日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最终达到占领武汉的目标。

第九战区分析日军进攻马当、彭泽、湖口的兵力部署后，认为敌人实施第二套作战计划的可能性更高。

在攻打九江之前，日军只派出了波田支队和106师团两支队伍。

在九江战役开始之前，第九战区对敌方情况的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

蒋氏和陈诚认为，波田支队和106师团的总人数不到4万。再加上这是登陆作战，部队无法一次性全部进入战斗区域。

张发奎手底下有五支部队，能调去九江的有四个军共十一个师。第四军、64军的155师、70军的19师，还有第8军的第3师和15师，这些队伍战斗力都很强，能撑住很长时间。

从现在的视角回看九江之战，张发奎的战术安排并非完全正确，而蒋介石的决策也并非完全错误。

蒋介石是从全局战略层面分析九江战役的，而张发奎则是从具体战术部署来考虑这场战斗的。由于两人思考问题的层面不一样，最终做出的决策自然也就有了差异。

后来人们发现，蒋介石让张发奎把部队沿着长江布防，还要求死守九江，这个决定确实有问题。面对日军强大的火力，前线部队基本上是在做无谓的牺牲。张发奎自己心里也清楚老蒋的指令不太对，所以他在安排兵力时留了个心眼，没把主力部队放在最前线，而是让实力较弱的预备11师顶在了前面。

领导不把这事儿当回事，下面的人也就跟着糊弄。预备11师明明听见日本人的汽艇声，却迟迟不向上头报告。等到鬼子在姑塘上岸了，才想起来要喊救兵。可这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后来发现，参与登陆行动的日军只有波田支队和106师团的111旅团这两支部队。

这个111旅团的兵力比较薄弱，它下属的113联队在登陆时缺了第3大队，而147联队则少了第1和第2两个大队。

换句话说，116师团在实施登陆行动时，实际投入的兵力只有三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联队的规模。

假如张发奎在一线部署了精锐部队，日军就不可能那么轻松地登陆上岸。后来，张发奎察觉到日军登陆部队兵力有限，便迅速调派70军的128师和第8军的15师前往支援。

日本军队成功巩固了登陆阵地，他们的军舰和战机凭借强大的火力支援占据了上风，前来增援的两个师团遭到重创。

最惨的莫过于第70军旗下的128师。

这支来自湖南西部的军队，原本擅长在山地环境中打仗，但在这场战役中遭受重创，结果连部队的正式编号都被取消了。

张发奎选择不让主力部队直接上前线打仗，可能是有他的道理。他大概是担心这些精锐部队在日军强大的火力面前遭受不必要的伤亡。

蒋介石却持不同看法。

蒋介石推测，张发奎之所以没有服从命令，是因为他想保护自己粤系第四军的部队不受损失。

九江战役结束后，张发奎被解除了军队职务。后来多亏陈诚出面求情，他才重新获得了指挥军队的权力。

1938年7月26日，九江被敌军攻陷。

蒋氏之前曾下令让张发奎增派部队到九江，和日军抢地盘，但张发奎觉得没这个必要。

他刻意躲了起来，一边按照自己的计划慢慢退到幕后。

九江陷落后，蒋介石再次下令，要求驻守九江的部队必须在德安和瑞昌一带与敌人展开决战，并且特别强调要死守张家山阵地，坚持到增援部队抵达。

张发奎依然没有同意这个指令。

他解释说，当时他身处前线，没接到任何指示。等命令终于传到他手上时，队伍已经撤离了战场。

如果不派兵支援九江、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是明智之举，那么张发奎第二次违抗蒋介石死守张家山防线的指令，就显得十分不妥了。

根据之前的描述，波田支队总人数有一万多人，其中106师团的111旅团参与登陆的部队最多只有四千多人。相比之下，张发奎指挥的部队包括王敬久的第25军在内，共有五个军，总兵力超过十万，完全具备与日军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条件。

日军推进到张家山一带后，其海军舰炮的射程已经够不着了。由于地形限制，他们的炮兵和航空兵进了山区后，作战效果也明显不如在平原地带那么显著。

尽管波田支队战斗力很强，但他们只有一万多士兵，张发奎完全可以主动发起进攻，把这支部队分割开来，逐个消灭。

张发奎还是决定继续撤退。

在抗日战争刚打响那会儿，日本军队的作战能力确实很强，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实力差距差不多是五比一，这个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

这个战斗力对比是在双方直接对抗的情况下，综合考虑了武器、火力、士兵能力等各方面因素后计算出来的数值。

这种关于实力对比的说法，总被那些胆小怕事的人反复提起，逢人就说。不知不觉间，这种言论就动摇了军心。

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在多数战斗中都显得比较被动。他们要么选择固守阵地，要么干脆撤退，很少会主动发起进攻。

数据是固定的，人是灵活的。两军对垒，哪有站着不动任人宰割的道理？

既然明知道硬拼不是对手，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呢？

难道就不能用策略来补上实力的差距吗？

抗日战争刚开始那会儿，蒋介石手下的军队在打仗时有点犯糊涂。他们错误地认为，要想通过放弃土地来争取时间，就必须跟日本鬼子硬碰硬地打到底。在他们的观念里，只有跟日军拼命，才算是实现了用空间换时间的策略。

前线士兵常常死守某个据点，即使损失惨重也绝不撤退。他们的英勇精神令人敬佩，但实际战果却不理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点，蒋介石手下的军队内部还是沿用着老式军阀控制队伍的做法，特别是那些非嫡系的部队，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各部门之间拉帮结派，互相猜忌，这种内耗极大地阻碍了"用时间换空间"这一策略的顺利推进。

马当要塞、彭泽、湖口这些地方转眼间就丢了，这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马当要塞原本由海军负责防守，但来自保定的16军军长李韫珩对海军部队一直心存轻视。

167师源自陕西地方武装，师长薛蔚英虽是黄埔军校第一届毕业生，但在管理部队时却力不从心。平时相安无事，一旦打起仗来，内部的矛盾就暴露无遗。

这些因素都对“用空间换取时间”策略的推进造成了阻碍。

武汉会战结束后，国军先后在南岳和武功召开了两场总结会议。这两次会议有效处理了抗战前期各战区暴露出的问题，明确了应对日军的有效策略，同时也协调了各部队之间的协作关系。

正是这个原因，让"用土地换取时间"的明智策略得以全面推行。